伦敦的早晨,阴得能拧出水来。
厚重的云层压在泰晤士河上空,灰蒙蒙的,像一块巨大的铅板。没有风,没有雨,只有那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闷。议会大厦的大本钟刚刚敲过八下,钟声在潮湿的空气中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唐宁街十号的门前,已经围了几十个记者。他们撑着黑色的雨伞,挤在铁栅栏外面,伸长了脖子往里张望。有人手里拿着笔记本,有人举着相机,有人叼着烟卷,有人在小声交谈。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扇紧闭的黑色大门。
一个年轻记者踮起脚尖,试图看清院子里的情况。旁边的老记者拉了拉他的袖子。
“别看了,看不到的。”
年轻记者不甘心地缩回脖子,小声问:“先生,您说今天会有什么消息?”
老记者看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烟斗,慢悠悠地塞上烟丝,划了根火柴点上。他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
“什么消息?坏消息。只有坏消息。”
年轻记者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老记者指了指那扇门。
“看见没有?从早上六点到现在,进去了多少人?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外交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印度事务大臣——全都进去了。这种阵仗,能有什么好消息?”
年轻记者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果然,那扇门每隔一会儿就打开一次,放进去一个坐着汽车的达官贵人。每进去一个人,记者群里就一阵骚动,闪光灯亮成一片,但很快又被雨幕吞没。
“先生,”年轻记者又问,“您说,新加坡真的丢了吗?”
老记者沉默了三秒。
“丢没丢,等会儿就知道了。”他吐出一口烟,“但你看那些人进去时的脸色——没有一个好看的。”
会议室里,烟雾浓得呛人。
长桌两旁坐满了人——陆军大臣赫伯特·基钦纳、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殖民地事务大臣沃尔特·朗、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还有一大群叫不出名字的将军、参谋、秘书。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厚厚一叠电报,每个人的脸色都难看得像死了亲人。
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坐在主位上,手里拿着那份关于新加坡的电报,已经看了三遍。
“新加坡。”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钢板,“我们经营了一百年的新加坡,四天就丢了。”
没有人说话。
他把电报放下,又拿起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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