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驶离纽约港的那个下午，顾长柏站在后甲板上，看着自由女神像在薄雾中渐渐缩小，最后变成海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
林娥裹着一件米色风衣站在他旁边，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来美国快一年了，英语已经流利到可以在电话里跟芝加哥的银行家讨价还价，衣橱里的衣服从旗袍全面进化到了香奈儿套装和真丝丝袜，但看到自由女神像渐行渐远的时候，她还是轻轻叹了口气。
“舍不得？”顾长柏没有侧头。
“有点。”她老实承认，“我是不是被你养废了？”
顾长柏没接话，只是笑了笑。两人就这么站在甲板上，看着大西洋的浪涌从船头两侧劈开，白色的浪花一直延伸到天际。
“呕……”
“你怎么又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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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这几天，顾长柏没有闲着。他让服务员把餐桌清空，摊开一张从纽约书店里买来的欧洲地图，旁边摞着厚厚一沓情报简报，有从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公开报告中摘出来的，有从摩根财团合伙人那里顺手带走的内部市场分析，还有顾家在欧洲的代理商拍来的行业电报。
他把这些材料按照国别分门别类摆在桌上。地图上面被他用红笔圈了好几个城市：汉堡、埃森、布鲁塞尔、布拉格。布拉格有捷克式轻机枪的原厂，比利时是FN公司的大本营，汉堡能转运从德国各地采购的设备，而埃森有克虏伯。
而此时的欧洲大陆，正站在悬崖边上。一九二九年从华尔街烧起来的那场大火，跨过大西洋烧到了欧洲，把凡尔赛体系下勉强维持了十年的脆弱繁荣烧得干干净净。
美国资本大规模撤离，一九三零年六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一出台，全球贸易战全面升级，欧洲各国的关税壁垒像雨后春笋一样往外冒，统一市场碎成了一地拼图。
德国工业生产萎缩超过三成，失业人口突破三百万；英国失业率突破两成，煤炭和纺织业全面萧条；法国因为经济结构偏农业和轻工业，冲击来得晚一些，但也已经进入衰退通道。奥地利和德国的多家银行在破产边缘摇摇欲坠，一战后辛辛苦苦建起来的赔款体系眼看就要散架。
杨计划虽然把德国赔款总额削减到一千一百多亿金马克，但在大萧条面前，这个数字仍然是个天文数字。
经济崩了，政治紧随其后。议会民主制在欧洲大陆上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左右两翼的极端势力同时抬头。
最让顾长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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