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这场洪水的兴趣，从来不在灾民身上。他们嘴上喊的是“人道救助”“中日亲善”，眼睛盯的却是另一套东西。
汉口、宜昌、沙市等地的日本领事馆和情报机关，几乎在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时就开始动了。
一批批“记者”“医生”“慈善人士”从上海、南京、天津赶赴湖北，表面上是去赈灾采访，实际上沿着长江、汉水一路走一路看。溃口的堤段还剩多宽？哪座浮桥能承多重？沙市码头的泊位能靠多大吨位的船？黄冈、鄂城一带的守军在哪里？沿途的公路是宽是窄，雨天后能不能走卡车？
这些都是他们最关心的。等他们回到驻地，一份份密报就发往东京和关东军情报部门。
后来有人从缴获的日本文件里看到，江汉平原哪条小路能通骡马、哪个渡口能架浮桥、哪段江面水流缓急适合登陆，写得比南京政府的工程档案还细。日本人借着赈灾的名义，把华中都量了一遍。
它们在舆论上更是玩得炉火纯青。
日本报纸把水灾的照片登得铺天盖地，一面渲染“支那政府救灾无能”，一面又让他们的“同仁会”等民间团体抬出几箱药品和几船粮食，在汉口码头上拍照。
照片里，日本医生给中国孩子听诊，日本商人给灾民发饭团，旁边还挂着“中日亲善”的横幅。
东京的电台反复播报：中国政府袖手旁观，日本侨民却在救济中国灾民。这套宣传在江南各地流传开来，还真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学生和市民感叹“日本人也不全是坏人”。
此时的东京，战略上的分歧远比表面上的“一致对华”要复杂得多。
日本陆军内部当时已经派系林立，统制派和皇道派斗得不可开交。
以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认为，现在不是跟中国全面开战的时候。满蒙还没消化，国力还没攒够，当务之急是把华北从南京手中剥离出去，用政治讹诈和扶植伪政权的方式，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
这样可以拿到煤、铁、棉花，又不必背上全面战争的包袱。
永田的算盘很清晰：先蚕食，再消化，最后等中国自己撑不住了，再一口吞下更多。
石原莞尔则更冷静，甚至冷静到了孤僻的地步，完全是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
他是九一八的策划者之一，却在占领东北后反对继续往关内伸手。在他看来，日本最缺的是时间，必须花上至少十年经营满洲，把那里的铁路、矿山、工厂全部转变成战争机器。如果现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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