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军委会大楼。
同一天，下午，顾长柏办公室。
校长把顾长柏单独叫了去。两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淞沪态势图，上面画满了红蓝箭头。
“长柏，白健生说的那些，你都听到了。”校长说，“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吴福线是既设工事，退到那里，伤亡可以少一些。但我不能退。一退，国际社会就认为我们认输了，九国公约会议就不用开了。”
顾长柏说：“委员长，我明白您的考虑。但陈诚那边，伤亡确实很大。新编第一军打了一个月，四个师伤亡过半。第十八军也残了。再打下去，这些部队就要伤筋动骨了。”
校长沉默了。“那你觉得，上海还能守多久？”
顾长柏想了想，说：“如果日军不再增兵，我们还能守一两个月。如果日军继续增兵，那就难说了。但上海不能轻易丢。我们在上海多守一天，后方的工厂就能多搬一天。上海和沿海的工业设备、技术工人，正在往武汉、重庆搬迁。搬完了，我们就有长期抗战的本钱。”
他停了一下，又说：“但建生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精锐都填在上海。吴福线要准备好，一旦上海守不住，部队可以有序撤到吴福线。不能等到崩溃了再退，那时候就来不及了。”
校长点了点头。“你这话说得对。吴福线的工事，是你盯着建成的，确保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