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们开始拖延出兵时间；到后来，干脆对鼓声置之不理——他们不愿再为周幽王的荒唐行为，耗费自己的兵力与粮草。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西周覆灭结局，与《史记》大致相同：当犬戎真的再次大举入侵时，周幽王急忙下令击鼓求救，可鼓声在旷野中回荡，却再也没有诸侯率军前来。镐京最终被攻破，周幽王死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的记载更侧重于“击鼓传警”这一军事体系的滥用，而非“烽火戏诸侯”，且并未将褒姒描述为“天生不好笑”的冷艳女子，而是将她的“悦”与军队集结的场面关联，这一细节的差异，为我们理解历史叙事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线索。
“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虽在后世广为流传，甚至成为中学历史教材中的经典案例，但自宋代以来，就有学者对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其中，近代史学大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批判最为尖锐，他直接指出“烽火戏诸侯”乃是“委巷小人之谈”，并从四个方面给出了有力的反驳理由。
第一，从地理与军事逻辑来看，“诸侯不可能同时见烽火而至”。西周时期的诸侯封地分布广泛，从镐京到最远的诸侯国，距离可达数百甚至上千里。诸侯们接到烽火信号后，需要时间召集军队、准备粮草，再率军赶赴镐京，这一过程短则数日，长则数月，根本不可能像《史记》记载的那样“同时抵达”。若诸侯们陆续赶到，褒姒看到的只会是零散的军队，而非“诸侯毕至”的壮观场面，所谓“见诸侯慌乱而笑”的场景，从一开始就缺乏现实基础。
第二，从诸侯的行为逻辑来看，“即便至而无寇，也会休兵离去，并无可笑之处”。诸侯们率军勤王，本质上是履行对周天子的义务，也是维护自身在周王朝体系中的地位。即便发现没有敌寇，他们也会按照礼仪拜见周天子，询问缘由后有序撤军，整个过程会保持诸侯的体面与军队的纪律性，不太可能出现《史记》中“慌乱奔波”的狼狈模样，更不至于让褒姒因此发笑。
第三，从历史制度考证来看，“举烽传警是汉代防备匈奴的做法，非西周所有”。钱穆通过对西周史料与考古发现的研究指出，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西周时期存在“烽火台”这一军事设施。西周的军事预警主要依靠“击鼓”“派人传信”等方式，而“烽火台”大规模用于边境防御，实际上是在汉代——为了应对匈奴骑兵的快速袭扰，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在北方边境大规模修建烽火台。将汉代的制度“提前”到西周，显然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在撰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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