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在《史记》中，司马迁对那些品德高尚、谦让有礼的人物进行了赞扬，如孔子、孟子等；而对那些自私自利、不知羞耻的人物则进行了批判，如赵高、李斯等。他认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评价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
孔安国作为孔子的后人，家中藏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且兼通今古文学。司马迁为了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曾多次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的问题。
《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对司马迁的《史记》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从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例如，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就引用了《古文尚书》中的内容来考证五帝的事迹。同时，孔安国的学术思想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教导司马迁要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和辨析，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撰写历史。
司马迁对孔子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他认为，孔子的学说和六艺经传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他要效法孔子的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因此，在《史记》中，司马迁大量引用了儒家经典的内容，并且将孔子的思想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标准。
人们向来将“发愤著书”当作司马迁的创作宗旨。的确，《史记》奔涌激荡着司马迁的个人情感。司马迁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这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和痛苦。然而，正是这种坎坷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封建统治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他从创作实践中更加体会到古人发愤著书的心情。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提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段话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贤圣因遭受挫折而发愤著书的例子，说明苦难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写道：“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要撰写《史记》，不仅是为了抒发心中的郁愤，更是为了探究天人之间的关系，通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