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有他们的思路，也有他们的局限。我们要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航母。”
孟教授已经退休了，但仍然是项目组的顾问。他每隔一周来一次上海，在研究所的小会议室里给年轻人们上课。他的头发全白了，走路需要拐杖，但讲起课来依然精神矍铄，眼睛里有一种河生在别人身上很少见到的光——那是一个把一辈子献给国防事业的人才会有的光。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孟教授坐在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站在一艘潜艇前面。“1968年，我刚从哈军工毕业，被分到核潜艇总体设计组。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资料，没有经验，甚至连核潜艇长什么样都是从国外杂志上看到的。但我们有一样东西，就是不服输的劲儿。”
他指着照片上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这是黄旭华，那时候他才四十出头，带着我们这帮毛头小伙子，硬是画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图纸。你们知道条件有多差吗？没有计算机，我们用计算尺；没有绘图仪，我们用丁字尺；没有参考资料，我们就把国外杂志上的照片放大，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分析。”
河生坐在角落里，听得入神。他想起德顺爷给他讲黄河的故事时，也是这样的语气——经历过风浪的人，说起往事时总是平静的，但那种平静里有千钧之力。
“现在条件好了，”孟教授合上照片，“我们有计算机，有仿真软件，有‘瓦良格’号的实物可以参考。但有一条永远不会变——搞国防，得坐得住冷板凳。你们现在做的，可能十年、二十年都看不到成果，但国家需要，就得有人做。”
散会后，河生留下来帮孟教授收拾东西。老人拍了拍他的肩膀：“河生，你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你进项目组吗？”
“因为我的成绩？”
“成绩只是一方面。”孟教授摇摇头，“我看重的是你的根。你是从黄河边来的，吃过苦，知道什么叫不容易。搞航母，比你在黄河滩筛砂石难一百倍，但道理是一样的——你得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筛，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急不得，也假不得。”
河生点点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二
十一月的一个周末，方卫国来上海出差，约河生吃饭。
他们约在交大附近的一家小馆子，方卫国常来采访，对这片比河生还熟。两年没见，方卫国胖了一些，但精神很好，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已经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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