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工厂是打工人的“临时安置点”，那收容所就是他们最不愿抵达的“终点站”。没有暂住证的人，被抓后先关在东莞市区收容所，有熟人担保交70块就能走人，没人担保，就往樟木头送，再没人保，就得交700多块，还交不起，就被送往惠州农场。
1997年，年轻人小果就被送到了那里。三十个人挤在大通铺，每天早上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完不成任务要挨打，干活没鞋穿，寒冬腊月光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脚底麻木得失去知觉。更折磨人的是空闲时的禁锢，盘腿坐不准动，动一下就会遭到仓霸的殴打，新来的还要经历“拜仓”仪式，脱光衣服挨揍，小果说，当时差点没缓过气来。
三个月后，小果被送到广州火车站，每人发50块钱“自生自灭”。他没有回老家，因为老家同样贫穷，只能换一个镇，再找一份工，再办一张暂住证，贴身揣着，“睡觉都不脱衣服”。那张小小的卡片，成了他在异乡唯一的安全感。
走马人的迁徙：把异乡活成故乡
在樟木头的打工潮里，四川走马人是一个鲜活的样本。走马镇人多地少，早有外出讨生活的传统，80年代末期，最早有人来广东种果树，后来发现进厂打工来钱更快，便写信叫来了亲戚，一个带一个，一个传一个，走马人渐渐在樟洋扎下了根。
到90年代中期，樟洋的低矮老屋里，几乎全是走马人，巷子里飘着乡音，逢年过节，老乡们聚在一起吃家乡菜，腊肉、香肠都是从老家运来，小孩子暑假来樟木头，不用大人接送，长途大巴司机就会帮忙照看。这里形成了完整的迁徙生态：有工厂供人谋生，有餐馆慰藉乡愁，有长途班车连接故乡，有老乡会彼此照应，走马人把樟木头，活成了第二个走马镇。
可打工潮的底色从来不是温情。走马人里，有人发财，有人受伤，有人老了回老家，有人永远留在了异乡。郑小琼曾想写一部《女工简史》，寻找第一个来樟木头的走马“拓荒者”，找了很久，最后只找到一座孤零零的墓，躺在故乡的大山里，而他曾经带出来的村庄，早已破败衰落，久无人居。旧城改造后，走马人搬到了百果洞，年轻人宁愿骑自行车往返二十多分钟，也不愿在工厂附近租房，只因为“这里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厂里的只能叫工友”。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乡情，成了他们在异乡最坚实的依靠。
文学与记忆：留住一个时代的痕迹
樟木头的故事，不只是打工人的挣扎，也被无数写作者铭记。1994年11月，冯牧、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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