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着背，连稍微舒展身体的余地都没有。
我仔细打量着身边的众人，每个人的模样都刻满了生活的磋磨与命运的不公。人人衣衫褴褛、布满尘污，衣料大多是洗得发白的旧工装、打满补丁的布衣，边角磨得毛边卷曲，衣身沾满灰尘、油污、泥点，层层污垢裹在布料之上，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每个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厚重的疲惫与灰暗，眼底无光、面色憔悴，神情逃不开两种极致的状态：一种是被日复一日的压迫、无尽的磋磨彻底磨平了棱角，麻木僵硬，像一块冰冷无温的顽石，喜怒哀乐尽数湮灭，对周遭的一切、对未知的命运，再也掀不起半分波澜；另一种是像我身边的少年那般，眼底盛满深入骨髓的惶恐，四肢紧绷、浑身发抖，对未知的前路充满极致的恐惧，连呼吸都带着小心翼翼的颤抖。
我们十六个人，来自天南地北，四川、湖南、广西、河南、江西，散落各地、素不相识，从前没有任何交集，却在这一刻，被一张薄薄的暂住证彻底捆绑，困在同一座移动铁笼里，共享同一份无边的绝望与无助。
没人敢大声说话，没人敢肆意动弹，所有人都习惯性地压低气息、收敛动作，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是安分守己，是长久的强权压迫，早已让我们这些底层人刻入骨髓的怯懦与顺从。我们心里都清楚，此刻车厢外随时有巡逻的治安队员，稍有不慎、但凡闹出一点动静，迎来的便是粗暴的呵斥、凶狠的打骂，无人例外。
我心里清楚，我们所有人的遭遇，大抵都是一模一样。
九十年代的暂住证，是压在所有外来打工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彼时普通工人起早贪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苦力，月月无休、日夜操劳，月底到手的工资也不过四百出头。可一张暂住证，工本费、手续费、管理费层层叠加，办下来足足要两百多块。这意味着，一个普通打工人，要拼死拼活干满半个月，不吃不喝、分文不攒，才能换得这一张薄薄的纸片，换得在这座城市短暂立足的资格。
对于大多拖家带口、靠着打工养家糊口的底层人来说，两百块是一家人半个月的口粮，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钱，是根本舍不得、也耗费不起的巨款。无数人咬牙攒钱，迟迟凑不齐办证的费用；无数人勉强糊口，根本无力承担这份“立足成本”；还有人刚进厂打工，还没熬过试用期、还没领到第一笔工资，便被巡查的人拦下抓捕。
凑不齐钱办证，就只能躲。我们这群外来者，活生生活成了这座繁华城市里的过街老鼠。白天不敢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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