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预是最优策略。它不需要我们在任何纸面上留下‘淘汰’两个字，它只需要我们不做任何事。市场竞争会自动完成剩下的工作。而在全球技术竞赛的背景下，‘不干预’还有另一层含义——它让我们的企业保持最大的灵活性，不被监管束缚手脚，在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不落下风。”
秦铭摘下眼镜，在手里慢慢转了一圈。
“周副议长，”他说，声音不高，但很稳，“你刚才引述的这份评估——如果我没理解错——它的核心逻辑是：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只是不保护他们，市场就会自然淘汰那些没有能力维持先进的人。对吧。”
周济桓点了点头。
“那我提一个问题。”秦铭把眼镜放在桌上，“这份文件的每一个字都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上——那些被淘汰的人找不到责任人。企业说按效能办，政府说按市场办。没有人是坏人。这个前提在纸面上是成立的。但有一个问题。”
他顿了顿。
“那个前提，会使韩部长的赋分制将不再成立。”
会议室里的空气突然紧了一下。秦铭翻开面前的法务工作委员会的内部法律评估文件，翻到某一页。
“赋分制——和顾维钧的‘三不策略’——在逻辑上是相反的方向。顾维钧的策略是：政府不干预，让市场自行淘汰。韩世清的策略是：政府干预，通过设置考试准入门槛来阻止市场淘汰的加速。这两种策略不能同时成立。如果中枢决议会决定采用顾维钧的不干预策略，那么我们就是在告诉教育部——你们正在做的赋分制，方向是正确的，但逻辑是多余的。因为不干预策略的前提是让市场自行完成筛选。而赋分制的制定前提是——市场筛选太快，需要用政策拉一把。”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我不是在评价这两个策略哪个更好。我只是在说，它们不可能同时被采纳。如果今天这个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不干预策略，那么韩世清的赋分制就需要被重新评估。”
他戴上眼镜，翻开另一页文件。
“另外——我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个米国的案例。米国目前没有任何联邦层面的强制性监管。但米国的状况并应判断为‘市场自行运转’，而应认定为‘市场失灵’。他们没有全国统一的植入登记，没有术后长期随访，没有青少年专用安全标准。结果是——米国医疗机构自行上报的不良反应数据，在过去半年里增长了近三倍。他们的答复是——没有联邦强制要求，无法强迫所有医院上报。换句话说，不管策略在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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