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请看。”
“各位委员，”顾维钧站在长桌前，身后的全国竞争力指数分布图上，红区域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在正式讨论监管方案之前，我想先请各位看一组数据。”
他按下遥控器，投影上出现了一张时间序列表。
“过去五年，义体产业的复合增长率为百分之三十四。同期，全球就业市场上，未植入者的失业率是植入者的二点六倍。注意这个因果方向——不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义体才导致竞争加剧，而是竞争本身已经加剧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不植入意味着被淘汰。义体不是竞争的原因，义体是竞争的结果。我们只是在满足一个已经被制造出来的需求。”
他翻到下一页。屏幕上出现了三组并排的数字。
“过去十二个月，全国因人工智能技术替代而失业的人口新增约数百万；青年失业率——尤其是未植入义体的青年群体——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全国神经接口植入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近一倍。这三组数字不是孤立的。它们构成一条逻辑链。技术替代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就业岗位减少导致竞争加剧，竞争加剧导致更多人被迫选择植入。这是一条自我强化的回路。”
他转过身，面对长桌两侧的与会者。
“我们在这个回路里能做什么？传统的监管思路有两种。第一种，直接禁止——立法限制义体的使用范围，禁止企业以效能作为雇佣标准，禁止学校以神经效能认证作为入学条件。第二种，积极干预——政府出资补贴义体植入，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接入机会，把义体变成一种公共服务。”
他停顿了一下。
“第一种方案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执行。在一个竞争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时代，就算可以在纸面上禁止效能标准，但却无法禁止一个企业主在面试时下意识地选择反应速度更快的候选人。可以在纸面上取消神经效能认证，却无法阻止家长们在私底下比较孩子的跑分数据。禁令在理论上成立，在实践中会变成一纸空文——或者更糟，它会催生更庞大的地下市场。”
他翻到下一页。
“第二种方案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持续。把义体变成公共服务意味着政府需要承担巨额的财政支出。以目前全国未植入人口为基数，按最保守的人均补贴方案测算，财政将难以承受。而且补贴本身会制造新的道德风险——那些选择不植入的人会问：为什么我的纳税钱要用来帮别人买我更不需要的东西？”
他放下遥控器，双手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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