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即便“极少数”换算成青少年群体的绝对人数，那些被装在未成年人脑子里的芯片，至今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做过完整的长期神经发育影响评估。
“孟部长，”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咬字清晰，“您刚才引用了《少年中国说》。我想请您注意一件事——那些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少年，他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强’的载体。您说神经接口可以让一个孩子的推理速度提升数成——这个数字我在科学院的报告里看到过。但同一份报告也说了另一件事：在青春期关键发育窗口期，对前额叶皮层进行持续的神经反馈干预，可能导致某些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基线水平长期偏离正常范围。这个结论的限定词是‘可能’，因为目前还没有足够长的临床追踪数据来给出确定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些技术，它们能让孩子们变得更快、更强，但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十年、二十年后会对这些孩子们的大脑产生什么影响。”
她翻开面前那份条例草案的补充附件，翻到标注了“长期神经发育影响跟踪评估”的那一页。“孟部长，我不是在反对技术进步。我是想说——在座所有人，包括您和我，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需要我们承担‘国家技术竞争力’这个重担。我们只是被允许慢慢长大的一群人。现在我们在讨论能不能把这些技术放进未成年人的脑子里，而他们自己——那些少年——他们还没有投票权，没有在合同上签字的权利，没有任何方式对这项决定说不。梁启超说少年强则国强。但如果‘强’的前提是让孩子们承担我们这一代人都不敢承担的长期神经发育风险——那这份‘强’，到底是谁的强？”
孟正则没有立刻接话，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方涵没有停。
“您刚才比较了全球各国的推进速度。各国确实在加速。但您有没有注意到，所有加速的国家——米国、日、韩——他们的未植入者在就业市场上的淘汰速度也是最快的。新加坡建立国家级临床试验中心的前提是政府全额拨款加严格的伦理审查，不是放开市场。冰岛的神经物联网工程目前还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动物实验阶段，尚未进入临床测试。以列的强制性登记数据库至今没有对外公开过任何一份青少年植入者的长期随访报告。”她合上文件，“而我们呢？我们的登记随访制度才刚起步，连正规渠道的长期安全数据都还没积累完整，就已经在讨论要不要为少年班开绿灯了。孟部长，这不是在拉手刹。我是想说——这辆车本身还没有通过安全检查，您就让它上高速。万一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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