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至少好几遍。每一次读到“默认校准假设不存在有系统性偏误的维度缺失“时，她的手指都会在字面上停一下。这是一句她自己的论文在经过了玛丽亚·冯的公约语言转化后的成品——不再是p值、回归系数、统计显著性，是关于“任何基于非中立性评估标准所产生的排序结果“的禁止性条款。数据变成了法律——数据的表述方式在变，但它承载的东西没有变。
公告发布当天傍晚，玛丽亚·冯给张薇发了一封邮件。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
“张教授——那页我用了大约二十年来读的盲文，现在被印在了可以被人手翻到的索引页上。如果有人问起——我不在作者栏。作者是你在亚洲多个城市逐条清理数据授权条款的那些深夜。我不过是担了个轻省的任务——把它放进合适的位置。“
张薇在新加坡自己的公寓里收到这封邮件时，窗外暮色中的菩提树叶正在热带的晚风中翻动。她读了这封邮件两遍。玛丽亚·冯第二句话写的是“我不在作者栏“——对于一个在公约文本中主导了所有措辞起草、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把张薇的论文从学术语言翻译成法律语言的国际伦理学家来说，这句话的放弃程度是巨大的。张薇没有回复——她把邮件存在“重要“文件夹里，然后把窗台上那盆养了很久的兰花转了个角度——她从上一个实验室离开时把它带上了，现在还在长新叶。
然后她打开自己的论文预印本，在致谢页末尾缓慢地加了两行字——“特别致谢玛丽亚·冯教授。是她把一张统计表格变成了一份所有人都有权翻阅的权利清单。在人类漫长的法学史上，好的法律语言应当比它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更易懂。她做到了。“
同天晚上，赵豫章在办公室里收到了外交部通过机要通道转来的正式照会——照会的原件是布鲁塞尔发出的多语种公告中的合众国官方语言版本，附有外交部国际组织司起草的一份关于关键条款对合众国国内法律秩序影响的初步分析。分析报告的语言极其克制，但核心信息是明确的：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要求缔约国将非中立性效能标准审查纳入国内法。如果合众国在公约的后续签署和批准程序中不提出保留条款，则国内法必须回应“禁止将未经验证的效能排序作为公民权利分配的唯一依据“这一法律义务。
赵豫章把照会全文和外交部的分析报告并排摊在桌面上。窗外夏至前夕的夕阳已经从长安街西侧慢慢滑下去，银杏叶片上最后一片余光被收进了夜。他逐页读完了全部文件——然后拿起钢笔，在分析报告封面上写了很短的几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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