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天，陈璐的生活被一种焦灼的等待和反复的挫败感填满。
电视台的工作照常进行，采访、写稿、剪辑，面对镜头时她依然能维持专业的语速和表情。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思绪总会在某个间隙不受控制地飘远，飘向郊区那个机器轰鸣的车间角落，飘向那个沉默的背影，飘向抽屉里那封被泪水洇湿的、没有回音的信。愧疚像一种缓慢发作的隐痛，在日常的忙碌间隙悄然蔓延，啃噬着她的注意力。她会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新闻稿突然失神，脑海中闪过车间里那张沾着油污却平静得令人心悸的脸；会在路过商业街时，下意识地寻找当年那个老人倒地的长椅位置，胃部一阵抽搐。
道歉的话，当面说过，也写进了信里。可她知道，那远远不够。语言太轻，文字太薄，承载不起一个人被改变的人生轨迹，也填补不了横亘在两人之间那片由她亲手挖掘的、名为“过错”的深渊。她需要一种更具仪式感的、更郑重的表达，需要看着他，一字一句，将那份迟到了太久的歉意，完整地交付。哪怕对方不接受，哪怕换来的是更彻底的冷漠或指责，她也必须完成这个过程。这是她欠他的，也是她欠自己良心的一个交代，一个她背负了多年、几乎压弯了脊梁的十字架，必须尝试着在他面前放下，无论结果如何。
于是，她开始尝试拨通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那是写在信末尾，她留给他的，唯一的联系纽带。
第一次拨打，是在台里午休时间，走廊空无一人，阳光透过尽头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苍白的光块。听筒里传来漫长的“嘟——嘟——”声，每一声都敲打在她紧绷的神经上，在空旷的走廊里似乎都能听到回声。然后，声音戛然而止，变成了短促而冷漠的忙音。被挂断了。
陈璐握着手机，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深深吸了一口气，冰凉的空气刺痛喉咙。她预想过会被拒绝，但真的发生时，心脏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闷闷地疼，伴随着一种冰冷的、被拒之门外的羞耻感。她看着窗外灰蓝色的天空，觉得那颜色像极了高晋工装的颜色。
她没有放弃，或者说，愧疚和那份必须做点什么的执念不允许她放弃。
第二天晚上，结束一个关于社区养老的稿子修改后，窗外已是霓虹闪烁。办公室里只剩她一人，台灯的光晕照亮桌上一小片凌乱。她又拨了过去。这次，响铃的时间更短，几乎是刚刚接通，听筒里传来半声未尽的“嘟”音，就被迅速而干脆地掐断。干净利落，不留任何余地，甚至没有给她一秒钟组织语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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