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用力插进自己早已失去光泽、油腻打绺的头发里。肩膀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不是哭泣,是一种更彻底的、精神层面的垮塌。
“……是宫市长……宫青林。”他的声音从指缝间漏出来,嘶哑、干涩,带着长期压抑后骤然释放的颤抖,“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说,上马村的事情,影响招商环境,关系到市里大局……必须压下去,不能激起‘不必要的矛盾’。”
他抬起头,眼白布满血丝,眼神涣散,仿佛在看着虚空中的某个点,回忆着那些他曾努力说服自己是为了“大局”、“稳定”而做的事情。
“举报材料……扣下了。按他的意思,定性为‘个别村民不理解政策,听信谣言’。去市里、省里上访的……派人盯梢,找理由劝返,实在闹得厉害的……就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暂时拘留,吓唬一下,让他们不敢再闹。”
“媒体……打过招呼。本地的报纸电视台,不准报道。外地来的记者……想办法盯着,套话,或者……给点压力,让他们知难而退。”他语速越来越快,像是要一口气把积压在心底多年的淤泥全部倾倒出来,“所有相关的调查,只要涉及化工厂污染和村民疾病的,一律……一律要先向他汇报。没有他的同意,不能立案,不能深入。”
他供述的内容,逐渐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宫青林如何将市公安局变为其个人掩盖罪行、打压民意的工具。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公器如何沦为私刑。
但这还不够。
在办案人员沉静却极具压迫感的注视下,在如山铁证和自身绝望境地的双重挤压下,周震的心理防线彻底土崩瓦解。他知道,仅仅供出执行过程,无法换取任何实质性的“宽大”。他需要更有分量的“筹码”。
他挣扎着,仿佛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嘶声道:“我……我还有东西……能证明他……他不仅仅是指使……他拿了钱!他家里人拿了钱!”
办案人员交换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眼神,依旧不动声色:“什么东西?”
“一本账……在我……在我老家,我母亲的老宅,堂屋东墙从上往下数第五块砖后面,有个暗格……”周震的声音越来越低,却带着一种豁出去的、近乎疯狂的清晰,“黑色的塑料皮笔记本……里面……里面记了这些年,从钟华强那边,还有……还有其他一些渠道,走账的记录。有些是现金,有些是转账……有几笔大的,收款人……是宫青林老婆的弟弟,顾永峰的名字,还有他一个远房侄子的账户……”
秘密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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