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亮平站在办公桌前，看着季昌明那张客气而疏离的脸，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被架空了。
不是被免职，不是被调查，就是被“安排”到了一个不需要他来、也没人找他、连桌子都给他收走的位置上。
他转身走了出去。季昌明在身后说了一句“亮平，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他没回头。
那天下班前，侯亮平路过行政处，往里面看了一眼。
他原来那张办公桌上，已经坐了另一个人——一个刚调来的年轻人，正低头看文件，桌上摆着一盆新买的绿萝，看起来生机勃勃。
那个年轻人抬头看到侯亮平，愣了一下，然后礼貌地笑了一下：“侯局好。”
侯亮平也笑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的嘴角在抽，但努力控制住了。然后他转身走开了。
走出省院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他站在门口，掏出手机翻了一下通讯录，想找个人说说话。翻了半天，他发现通讯录里存着几百个号码，但没有一个是他现在能打过去的。
他想了想，拨了沙瑞金的电话。响了三声，通了。但说话的不是沙瑞金本人，是白秘书：“侯亮平同志，沙书记正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转达吗？”
侯亮平握着手机，站在路灯下，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不用了。没别的事。”
挂了电话之后，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沙瑞金跟他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有什么事情能让大家的注意力回到正轨，那也是对工作的一种帮助。”那时候他还是“钟家女婿”，沙瑞金需要有人去转移老干部的注意力，所以愿意给他一个默认的空间。现在他离婚了，钟家不认他了，沙瑞金也就不需要他了。
他站在路灯下，开始意识到一个事实：他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清出这张桌子。先是办公室，然后是工作分配，然后是电话沟通——每一项都客气，每一件都不留痕迹，但合在一起，就是一把无形的手在把他往外推。
而最讽刺的是，他发现自己在被“安排”的过程中，连一个可以申诉的对象都找不到。
季昌明是程序性处理，行政处是执行指令，沙瑞金不接电话。
所有人都在“走流程”，而流程的结果就是他在反贪局的职位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实际职责的空壳。
侯亮平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转身走回检察院，没有回办公室，而是去了档案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