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帝党”一致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一贯主张。
这就直接导致了在“甲午战争”的前期，清朝和日本的对抗变成了“淮军”单独对抗日本全部军队的现象。因此，李鸿章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绪也实属正常。但作为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因此，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
于是，在西元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新军”的全部军队都送上前线，准备对日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朝鲜战场”到“丰岛海战”，“淮军”和“北洋水师”就胜少负多，因此招来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过一浪的责骂，并斥责在朝鲜的“淮军统领”叶志超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其为“残丁败叶”，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清流派”再次指责李鸿章“贪生怕死”。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元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听闻有日舰在渤海海域出现时，立即慌了手脚，害怕倭寇大军在天津登陆直扑北京，威胁小命！
于是，光绪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往来梭巡，严防死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日舰）闯入，若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本来，还在渤海外围巡防的“北洋水师”，就这样被死死的锁在了“渤海湾内”，等着日本海军来收割自己的命运。经过这样一番“神操作”，“北洋海军”焉能不败？
为了攻讦“北洋军事集团”，“帝党”的“清流派言”官们不惜用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等栽赃陷害的手段来攻击李鸿章及其下属的“北洋将领”，以达到掩盖其更加无能的事实。这其实也类似历朝历代都有的“党争”。
西元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张仲炘奏陈“北洋诸种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海上冲突已发生后，犹在上海由“候补道”张鸿禄经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订购开平煤三万石以战事既兴，经办人员不拟售给，李鸿章却谓买约订于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办，人称不解。
尤有进者，张摺复指李经方昔使日本，与宫眷往还甚密，曾认明治天皇女为“义女”，且议聘为儿媳；又在日开有资金八百万之“洋行”，时任“津海关道”之盛宣怀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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