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那个定义规则的人，不是为了名声，是为了确保方向正确。“
杨平转过头，看着这个比自己年长近二十多岁的男人。曼因斯坦的头发已经花白，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像个年轻人，带着某种天真的、近乎固执的急切。
“你的理论，“曼因斯坦继续说，“它不只是关于脊髓损伤的。我一直在想，如果细胞的再生和位置感都可以通过调控基因表达来恢复，那么其他退行性疾病呢？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甚至衰老本身，这些是不是也是这样？用原细胞迁移到需要它的为止，然后进行替代修复？”
杨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想过，在无数个深夜，在那些被系统允许的、低成本的试错中。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边界在哪里？它是不是某种更普遍的、关于生命组织原理的洞见？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但我们可以一起找答案。“
曼因斯坦笑起来，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个得到承诺的孩子。
曼因斯坦的效率非常高，实验开始于两周后。
伦理审查比预期顺利，可能是因为曼因斯坦的诺贝尔奖光环，也可能是因为14%的数据确实令人信服。他的实验在欧洲最好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室，配备了最先进的电生理监测设备和基因编辑工具。
第一批实验用了十二只恒河猴，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曼因斯坦坚持要亲自做脊髓损伤模型，这是一个技术要求极高的手术，需要在特定节段造成可控的、不完全性损伤，既要保证损伤的严重程度足以阻断功能，又要避免完全横断导致无法评估修复效果。
奥古斯特做他的助手，两人在手术灯下工作了六个小时，没有多余的交谈，只有器械碰撞的清脆声响和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曼因斯坦偶尔会停顿，在某个关键步骤前闭上眼睛，默数几秒，然后继续。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很多欧美老派外科医生有这种习惯，是人与技术之间的某种默契，是对不可控因素的敬畏。
手术完成后，实验组接受了基于三维导向基因理论的干预：在损伤后四十八小时的窗口期内，精确调控特定基因的表达，解除微环境中的抑制因子。对照组接受安慰剂处理。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曼因斯坦住在研究所附近的酒店，每天来实验室观察动物，评估脊髓功能恢复的关键指标，为了让观测做得更加细致，为此他专门聘请以为对灵长类动物研究很深的动物学博士做顾问。
“它们不会说话，“那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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