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发身亡，却很可能免不了壮士断腕。
这不是杨济乱想，因为他在《明德律》草案中看到了端倪：天子在《民律》里“动了手脚”，某些条款“动机不良”。
乍一看上去，《民律》和之前的《户婚》内容差不多，只是细化了许多条款，但是，杨济看出来天子在《民律》中埋下了奇怪的种子。
这个种子，种在“流动人口管理条例”中，涉及婚姻、庶出子女对于家产分割的权益等，触碰嫡庶有别、别籍异财等敏感问题。
譬如，随着经济发展，交通运输越来越便利，大量商贾在外地养外室，并与其生下子女，并置办家产。
外室，是比妾还要贱的贱妾，妾尚且有名，外室是见不得光的，外室所出子，比妾出子、婢出子地位还低，甚至连族籍都不得入。
但是，商贾养外室的情况确实越来越普遍。
当商贾去世，正室得知外室及庶出子女的存在，又知道“狐狸精”占了夫君置办的宅院，于是带人上门问罪，由此产生的财产诉讼，让各地地方官十分头痛。
于是，《明德律》分篇《民律》内，拟定有条款：商贾在当地官府登记纳妾，登记相应家产（田地、宅院等），那么一旦商贾去世，官府保护已登记小妾及其所出子女权益。
其已在当地官府登记家产，归小妾及其所出子女所有，视同男方的“财产赠与”。
前提是登记时记的是小妾或子女名讳，若同时登记了男方和女方的名讳，那么，男方正室有权利主张一半财产分割。
虽然这只是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条例，但杨济觉得明眼人应该能看出如此条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挑战了正室对于外室（侧室）、庶出子女的绝对权威地位。
可想而知，当《明德律》草案开始“收集意见”、进行公开辩论时，各方围绕一些“动机不良”条款的博弈会有多激烈。
为了堵上礼乐崩坏的“口子”，卫道士们必然竭尽全力。
杨济觉得，与之相比，之前持续了近半年、围绕商贾权益的议案辩论，更像是某种意义上的热身，“小意思”而已。
想到这里，他觉得有些头痛，天子精力极其旺盛，主意又多，真不知往后，还会搞出什么事来。
面对如此喜欢搞事的天子，某些时候，杨济心里会冒出自己都觉得荒唐的想法：‘你能不能偶尔沉湎酒色，把这旺盛精力消耗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