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法国的那些伟大的启蒙学者，在他们那里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06、407页） 但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得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3、244页） ——可见传统的历史观是解释不了历史的。
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行动产生的结果却往往不是预期的，历史事件似乎是由偶然性支配，在这里是不是和自然界一样，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而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在的客观规律所支配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个规律已经被发现了。如恩格斯所说；“正如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74页） “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1页）
历史的某一时期某一地方，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乃至国家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后来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归根结底是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决定的。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唯物史观。
有了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历史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历史就不再是“繁茂芜杂”的了。
人类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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