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按照切实的身份来论，刘虞虽是皇亲，但其人也是以《五经》而入仕的名士，他和刘俭一样，既算是士族，也算是皇亲，属于一半一半。
他站在帝王的一面没错，站在士族一面也没错。
但最终，刘虞还是选择了汉室。
纵然身上有士族的标签，但刘虞自幼所受家族熏陶秉承的，还是他光武直系后人的身份。
放眼整个大汉朝的汉室宗亲之中，似他这般根正苗红的宗亲也已经是非常之少了。
其实刘俭适才所做的分析，刘虞心中虽也知道，但若要兴学于世，特别是兴学于民，这一点着实是非常困难的。
二人就着这个话题继续深谈，谈的都忘记了时辰，甚至连晚食左宴都忘记了。
很显然，有些方面，他们两個人有着共同的议论点。
谈话中，两个人重点谈及了几个方面。
在刘虞看来，广开民智需要有三大难关攻克。
一是民食。
学习的基础是吃饱穿暖，只有那些稳定住了当下阶层生活的人，才会更有心思向上拓展更近一步。
这也是为什么在汉末时期，一心想要奔着上级阶层的人大多是没有经学传家的豪富寒门！
不过是因为寒门已经解决了生活最基本的需求，现有的生活支撑他们可以去拓展更高的生存目标。
二是传播方式。
且不说当下主要学识被豪门垄断，就算是学术没有被阀阅垄断，若仅以手抄的方式来进行书籍的传承，效率低且容易出错，根本无法做到大面积的学识普及，这一点是客观上存在的巨大问题。
三是教育体系。
除了雒阳的太学有一套精准的教育流程，以及太学中五经十四博士皆为专业教师（鸿都学门不算，只能算艺校），地方私学中的“精舍”“精庐”都是当地名士在治学之余，为了发扬自己的学术名望，同时并扩大本门的声望而创办的。
因为有这个目地作为前提，名士们对私学门生的选拔就比较严格了，包括出身和经济实力方方面面都在考察范围内，这也自然而然的限定了地方私学的教学人群。
这三大困难点，将有资格读书学习的人，分出了三六九等。
对于眼下的刘俭和刘虞来说，教育体系和改变民生路线的问题，他俩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这需要一个政治与现实操作的过程，而且不出意外，这两点在如今各方势力都暂时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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