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深知，大明宗室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至今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积累了太多的民愤，若不尽早处理，必会危及自身。
相比崇祯皇帝用数场大捷和各种显而易见的改变逐步影响百姓对朝廷的看法而言，宗室们则完全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数百年累积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宗室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宗室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晋王府，洪武年间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将近九十万石；河南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八十万石；湖广楚王府，亦由一万石增长到三石万石。
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宗室赶尽杀绝的做法，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为朝廷分了忧。
但除此之外，陷地失藩，除了朝廷威严丧尽之外，往往又代表着此地累积两百多年的王府积蓄被流贼取走。
按崇祯皇帝的想法来看，这些钱还是自己拿着比较好。
从古至今，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华夏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
然而，皇亲国戚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如今历代所未有的局面，从仁宣年间开始，各处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逐渐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宗室贵戚。
比如崇祯皇帝就从卷宗中了解到，在嘉靖年时，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山西那些宗室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三百多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九十万石，需要供给王宗室们的则是一百五十万石。
各地官员拿不出绩效，造成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但是要拿出来也很简单——“向百姓加税”就是。
加税这个事仅凭官员无法做主，但要是福王这种王爷呢，加他个几十上百种苛捐杂税来捞钱还不是说句话的事儿？
东厂和西厂调查的没错，有明一代，大明总数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
这些皇亲国戚利用自己的关系，将朝廷命令禁止的私盐、茶马等获利最多的买卖拿到手里，有司不敢加预，就算一些官员心知肚明，却也根本不敢触怒这些贵戚的眉头。
藩王们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在自己封地之中，每说出一句话，都能被那些商人和地主大做文章，继之再从商人和地主那里分得巨额利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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