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严重的人口脱漏，对于在财政上严重依靠农税的明朝是相当致命的。
对比明朝与宋朝的历史，人们会讨论为什么南明那么短而南宋那么长？
原因就是宋朝有发达的商税，而明朝仅能依靠农税且始终未能解决偷漏税问题。
从根源上来讲，朱元璋片面重农的立国思想导致了明朝官方人口统计的严重脱漏和失真。
封建时代的重农思想本身无可厚非。
但是朱元璋的重农思想里有着严重的偏执和倒退，违逆了历代以来逐步重视商业的历史大势。
比如历代所实行的盐铁专卖、官营商业以及扩大商税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逐步认识到商业之利对于国家重要性的体现。
但朱元璋对待商税的态度就相当古怪了。
他说：“商税有限，额外恢办，苛矣，且于民事无裨”。
可见，朱元璋内心深处压根就瞧不上商业。
他从一切着眼于发展农业的角度认为商税无足轻重，并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以此告诫官吏们不要把心思放在工商业上。
但朱祁钰作为后世穿越而来的人，知道商业的重要性，更知道商税才是大明财政的支持点。
就像前面的征税，三千万两中除了抄家的抄来的一千万两和田赋二百万两，商税就有一千八百万两了。
这可是田赋的九倍。
而且，因为收了这多税上来，朱祁钰通过涨本色的方式提高各级官员的俸禄，获得了大多数官员的人口。
永乐朝至今，终于让他们吃上饱饭了。
受朱元璋这一国策基调的影响，明代官员对于工商税的态度相当佛系。
比如，成化年间的户部尚书周文端就在出监商税的官员临行前，专门叮嘱他们“如课入多者则与下考”。
这几乎是说商税征多了要以失职论处。
周文端这个人朱祁钰准备回头好好了解一下，这样失职的人，要早日革职，省得以后给自己添乱。
在这样的政绩观驱使下，官员们对于商税的态度便是“疎节濶目，不为苛细，所蠲豁甚多”。
与官员态度相呼应的是作为工商业利益攸关方的士大夫群体。
他们的商税主张可以概括为十个字——常怀仁惠之心，寓抚于征。
在这种对工商业税收的纵容的背后，是明朝极度偏执于重农的思想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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