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定州一带，要么绕到魏州、贝州一带。
镇州百姓非常爱戴这位人民好领导、百姓父母官，联名上疏，请求给何大人建立德政碑。
作为魏州王殷的邻居，耿直忠正的何福进非常看不惯王殷的所作所为，暗中搜集整理了王殷违法乱纪的各种罪证。
这年（953）10月，郭威决定于来年春节“有事于南郊”。按照唐朝以来的惯例，郊天的仪式都是在洛阳，后梁的朱温开启了在汴州郊天的先河。郭威有些犯难，于是请宰相等讨论汴州郊天是否妥当。
实际上对汴州郊天的讨论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辩论。洛阳代表着大唐，道统之所在；汴州代表着朱温，代表着篡逆，法统保守争议。
宰相们迎合郭威的心意，说天子在哪儿，神灵就在哪儿，跟洛阳不洛阳的没关系！于是郭威下令在汴州的南郊兴筑神坛，派宰相冯道前往洛阳，迎请皇家祖庙的牌位和社稷神的牌位。
如此大张旗鼓地“有事于南郊”，还有另一个目的：诱骗王殷到京师。“有事于南郊”的意义跟皇上的登基大典相差无几，一般来说，天下藩镇诸侯都要亲临现场，参与盛会。
在何福进呈献的王殷罪状中，郭威更关心的是他的“不臣”，而不是“不法”。即便没有“不臣”，也要关切是否有“不臣”的苗头或潜力。
比如，在黄河以北，军事调动或财政度支等，郭威必须使用正式的诏书才能生效，而王殷只需一句话。乍一看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似乎王殷只是在河北地区拥有了与皇帝一样的权力，其实不然。
因为诏书的颁布是对皇权的一种严格限制，皇上的真实意图在变成诏书的过程中，会打一定的折扣。一般来说，皇上想发布某个命令，要口述给翰林学士，然后由翰林院起草诏书，在这个过程中，翰林学士会对皇上的意图进行论证，如果他们认为有不妥之处，就会进行抗辩、修改，甚至拒绝起草。
比如李存勖当初想把后蜀君臣斩草除根，下诏杀王宗衍一行人。结果“一行”就被宦官私自改成了“一家”。
也就是说，如今在黄河以北，王殷不受任何约束，一言九鼎，而郭威则会受到层层限制。王殷在权威远远大于郭威。
这足以令郭威感到不安，但仅凭这一条，也不足以证明王殷心怀不轨，更不能成为诛杀王殷的理由。
所以郭威只是把王殷扣留在了汴州，任命他为京师内外巡检，留校察看。
如果此时的王殷能够明白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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