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会发现一个极其刺眼的事实——
在任何一场真正决定局势走向、直接影响胜负归属的硬仗中，
张俊与刘光世，几乎从未出现在最危险的位置。
他们总是恰到好处地“晚一步”。
总是刚好“错过”正面冲突。
总是在尘埃落定后，才姗姗来迟。
对付弱小势力时，二人表现得异常积极。
兵锋所指，雷厉风行。
对方稍有抵抗，便重拳出击。
围剿、屠灭、清扫，一套流程行云流水。
刀子，落得比谁都狠。
可一旦对面换成真正意义上的强敌——
态度，立刻发生变化。
谨慎。
再谨慎。
谨慎到近乎畏缩。
任何一步行动，都要反复权衡。
任何一次推进，都要留足退路。
进退之间，
永远给自己保留一个“可以解释的失败理由”。
冲锋之前，
先想好万一局势不利，该从哪里撤。
这样的行为模式，
几乎可以作为“欺软怕硬”这一词汇的标准案例，
写进教科书里。
而就在这样一群“名义主力”的衬托之下，
当时的南宋，却正同时面对着两道避无可避的致命难题。
第一道，是内患。
【内部动荡——以钟相、杨幺为首，迅速集结起规模高达二十万的起义军。】
这些人并非乌合之众。
有组织。
有号召力。
有明确的地盘与群众基础。
短时间内，声势便席卷数州。
地方政权摇摇欲坠。
交通、赋税、兵源，全面受阻。
这是足以动摇国本的危机。
第二道，则是外患。
【外患加剧——金国公然扶植伪齐政权，由刘豫坐镇中原，与南宋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这不是简单的边境摩擦。
而是战略层面的全面压迫。
一旦内乱久拖不决，
外敌便可顺势而入。
届时，
南宋将陷入前后夹击、腹背受敌的绝境。
问题来了。
在如此险峻的局势之下——
杨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