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留五十人筑营，余者随我返航，禀报都督。”
十一月初，捷报与金锭同期抵达哥富岛。
薛延抚摸着新襄州土壤样本，又掂了掂那块重达十两的狗头金，朗声大笑。
“传令：新襄州设‘襄阳县’，迁移民五百户，授田垦殖。另，自南澳堡至新襄州，每隔百里设烽火台、驿舍，开辟官道。”
他走到窗前，望向南方。
海天相接处，晚霞如血。
“荷兰人退了，葡萄牙人缩了，但狼终究是狼。”他轻声自语，“黄金越多，觊觎者越众。这南澳……还得再加一把锁。”
次日，薛延上书长安：
“臣延谨奏：南澳已立三堡，控扼西、南两翼。新襄州沃野千里，宜迁民实边。然夷人亡我之心不死，黄金之利动人心魄。臣请于金山河上游险隘处，增筑‘金锁关’，屯重兵，储粮械，与南澳、镇海二堡成三角之势。另，请调‘天授五式’燧发枪三千柄，配发乡勇，固我疆土……”
奏折末尾，他蘸墨添上一行小字：
“南疆之固，在民心，在教化，在火器之利，更在拓土垦殖之恒心。臣愿毕生守此海角，使汉家文明，燎原于万里之外。”
窗外，哥富岛教化院的钟声再次响起。
海港中，又一支移民船队正升起风帆。
船头，父母抱着孩童，匠户扶着工具，农人揣着稻种。
他们望向南方，眼中没有畏惧，只有对沃土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