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所有这些都在扭曲家长们的局部观测。当他试图让赋分制通道的规模保持在临界阈值之下时，有人正在用扭曲观测的手段，让临界阈值本身失效。
他拉开抽屉，把速效救心丸放在论文旁边。药瓶和发黄的纸页在台灯下静静并列。他闭上眼睛，没有吃药，只是在计算——离下一次议长办公室说“保持政策定力”，大概还有几天。
那个周五的深夜，在市委扩大会散了之后，韩世清没有立刻回家。他让秘书把会议室隔壁的小休息室收拾出来，自己坐在里面，把那篇旧论文从头到尾重新走了一遍。走完之后他在论文最后一页写了几个字，然后把复印件锁回了公文包。他做的第二件事，是起草一份内部备忘录。
备忘录的标题很朴素：《关于赋分制临界阈值参数化估计的补充说明》。正文只有两页半，措辞平实，没有任何可以被解读为“后悔”或“动摇”的情绪。他写了三件事。
第一，赋分制通道的上限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与模型推导的理论临界点c≈0.1357之间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不是计算错误，而是政策冗余——理论临界点依赖于参数估计，而参数估计本身有误差；α、β、σ的实际值可能因地区、社会经济阶层和信息传播方式的不同而偏离现有估计。将政策上限设在理论值之上，是把安全边际纳入设计。
第二，赋分制目前的执行瓶颈不在于比例，而在于登记所需医学证明材料的获取成本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正规渠道植入的家庭相对容易获取合规材料，但成本仍然不低；黑市或半正规渠道植入的家庭则面临系统性排斥。这种排斥不是政策的意图，但它是登记过程中正在发生的实际后果。
第三，参数估计依赖的前提——家长群体的观测信息是无偏的——正在受到外部力量的系统性干扰。他在这一条里没有用“信息操纵”这个词，用的是“观测信息的质量下降”。措辞更温和，但意思一样。
备忘录最后一句是：“建议适时对临界阈值的参数化估计进行新一轮独立复核，并在复核完成前维持现有政策框架不变——同时加强对公开信息真实性的监管。”
他没有在备忘录里提到自己几十年前写的那个脚注。
次日上午，这份备忘录被打印出来，装进标着“内部”的文件夹，送到了议长办公室。此后的许多天，没有任何回音。
八月初，新季度效能评估在各家公司同步启动。
周明远在周一早上收到了系统推送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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