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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他的语速第一次出现了极其细微的凝滞,那空洞的眼底,似乎有某种遥远的东西挣扎了一下,但立刻熄灭,“……想在历史上留下点像样的东西。为这城市,做点实事。”
“但,”他话锋陡转,那个“但”字,像一块冰坠地,发出清晰的脆响,“路走歪了。”
他不再列举,开始了更内在的剖白,声音依旧平稳,却开始透出一种金属疲劳即将断裂前的、低沉的嗡鸣:
“原则和底线……这种东西,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他微微摇头,幅度很小,带着一种迟来的、冰冷的了悟,“它是在每一次‘下不为例’中磨损的。是在每一个‘特殊情况’里被凿出缺口的。是为了‘大局’、‘效率’、‘发展’,一点点……让出去的。”
他描述着那个缓慢堕落的过程,没有为自己开脱,只是平静地陈述着一种腐败的机制。仿佛在分析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标本。
“手里的权力越大,能听到的真话就越少。看到的报告,都是润色过的;听到的汇报,都是筛选过的。慢慢就……活在一个自己构建的信息茧房里。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中,以为所有的‘变通’和‘灵活’,都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标。”
他提到了上马村,提到了化工厂,语气依然像在讨论一个失败的工程项目:
“兴隆化工那个项目,当时看,经济效益数据很漂亮。污染风险……报告里提过,但被标注为‘可控’、‘待观察’。后来村民的反映……淹没在更多的‘发展诉求’和‘稳定报告’里。我的批示……‘同意’,‘酌情处理’,‘注意方式’……”他重复着自己笔下的那些词汇,每一个词都像一枚冰冷的图钉,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看来,每一个字,都在给魔鬼签发通行证。”
他的呼吸明显加重了,尽管他极力控制,胸膛的起伏还是变得可见。额角沁出冷汗,缓缓滑过太阳穴。
“钟华强,周震……”他念出这两个名字,声音里终于渗入一丝极其复杂的、难以辨明的颤音,是鄙夷?是自嘲?还是承认自己与这污泥的同流?“他们……是我权力延伸出去的、失控的部分。是我选择对某些黑暗视而不见时,必然滋生的霉菌。”
他不再掩饰,不再用“工作失误”或“监管不力”来粉饰。他承认了权力的系统性溃烂,以及自己作为核心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直到赵云山……用那种方式,把血淋淋的结果……炸开在我面前。”他的声音陡然低了下去,几乎化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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