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头端起碗，刘师傅在角落把铜钎子别回耳朵上。
吴岭走上台，拿起醒木。
台下坐着十来个人，不算多，但比上次来的时候强。
“今天不说古。说个人。活的。就坐在你们中间。”
他朝老周头那边点了一下头，老周头的茶盖停了半秒。
吴岭没等他反应，直接往下走了。
“这个人啊，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这间茶馆。堂倌还没起他就来了。自己掀帘子，自己烧水，自己泡茶。等堂倌到了一看——老爷子又比我早。”
棋盘那边有人笑了一声，老周头没动。
“三十多年了。你们想想，三十多年是多久。外头城门改了名字，街上跑的从轿子变成了黄包车，对面巷口卖馄饨的换了三家。他没挪窝。就这张椅子。就这碗三花。”
“你问他坐这儿干啥。他不说。你问他等谁。他也不说。茶盖一斜——续水。茶盖一正——不动。一坐坐一天。”
吴岭放慢了。
“你们别以为他在发呆。这个人眼睛比哪个都毒。门口有人来，影子还没进门槛，他就晓得是生客还是熟客。熟客他不动。生客，他会多看一眼。不是防着谁，是替这间茶馆看家。”
“他替这间茶馆看了大半辈子的家…有人说他是旗人家的账房——”
“不对。”
老周头开口了，声音不大，但茶馆里本来就安静。
吴岭停下来看他。
“我不是旗人家里的。”老周头端着碗，“我是旗人。正白旗。满洲。”
棋盘那两个人的手停了，堂倌靠在柜台上没动。
“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入的川，分到成都驻防。少城。旗饷领了几代人，到我这里断了，不是不发，是不够活。”
他喝了口茶。
“账房是后来做的。不做账房吃不上饭。旗人饿死不能出去做工，这是规矩。做账房不算做工，算帮忙。”
“那你家里人呢？”
“老婆子还在。做蛋烘糕的就是她。儿子——”他停了一下，“走了。”
“走了是...”
“就是走了。年轻人待不住，往重庆去了。十几年没回来过。”
老周头端碗的手很稳，语气也稳。
唯一的特殊，就是“走了”这两个字他说了两遍，声调都不一样。
“我在这个茶馆坐了三十多年。最早来的时候...”他看了看门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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