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她们在外面听着，他可能走不完这条路。今天他站在布鲁塞尔的讲台上，不是一个人的胜利——是她们和他一起完成的。平台期不是一个人能走完的。需要有人在凌晨醒着，在旁边听着他敲了多少下枕头，帮他把那些数字记下来。
张薇没有回答。她只是把手从文件袋上移开，放在身侧。窗外布鲁塞尔的暮色正在转深，五十周年纪念公园里的路灯已经亮了，橙黄色的光倒映在湿漉漉的跑道上。她想起很多年前周明远第一次问她“如果自愿本身可以被压缩，用什么来确认自愿”，她在日志里写了长长一段，但那不是回答。今天他用行动回答了。
同一天上午，北京。中枢决议会三层中央决议厅的LED灯带依然稳定地亮着，色温四千开尔文，不偏暖也不偏冷。长桌两侧坐着中枢决议会七名成员，方涵代表教育部列席，坐在长桌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那是韩世清坐了很久的位置。秦铭面前放着那份蓝色封面的《赋分制法定化法案（审议稿）》，封面上的烫金字体在灯光下闪着极淡的光泽。韩世清在会议开始前几分钟走进会议室时，方涵正在把她面前的文件逐份排开。她抬头看了他一眼，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坐在她旁边的部委代表席上。但他没有。他对着长桌顶端的赵豫章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向旁听席靠墙的位置。赵豫章注意到这个动作，停下正在翻阅的文件，抬头看着他。会议室里其他几位委员也陆续注意到了——韩世清没有坐在他惯常坐的那个位置，而是在旁听席的角落坐了下来，双手平放在膝盖上。
“今天是表决赋分制的法定化。我从赋分制的日常执行监督中退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的表决应该由方涵代表教育部陈述。我坐在旁边听。”
赵豫章看了他片刻，然后微微点了点头。他没有说话——不需要说话。韩世清在赋分制这条路上走了很多年，现在他选择坐在旁听席上看着它完成最后一步。
方涵站起来做表决前的最后陈述。她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银色胸针——那是上次部际协调会结束后韩世清送给她的，不是贵重的东西，只是他在教育部工作多年积攒下来的纪念章中的一枚，上面刻着教育部徽标。她站起来时手里没有拿讲稿——只有几页数据摘要，但她几乎不需要低头看。她从赋分制运行期间积累的全部季度数据出发，逐条论证了法定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退回率从早期的高位下降到长期保持在低位，手术增速从两位数降到个位数，赋分制通道考生总量在前几个考季经历增长后已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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