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碑面上的灰尘被一点点抹去,黑色的石头慢慢露出本来的光泽。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菊花的花瓣在冬天的风里轻轻颤抖,像一个人在微微哆嗦。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大寒了,天冷了,您在那边多穿点衣服。快过年了,家里都挺好的。溪溪的书出版了,还要拍电影。您在天上看到了吗?周老师,您教她写字,教她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您的话,她都记着。溪溪的字写得好,人也做得好。随您。”
他站起来,腿有些麻,缓了缓,用手扶着膝盖。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
大寒的第十三天,方卫国从北京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可还是带着笑。
“河生,快过年了。你啥时候回河南?”
“过了年就回。初三。”
“你大哥一个人在家,你回去陪陪他。”
“嗯。你呢?你回老家吗?”
“不回了。老家没人了。父母不在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了。一个人回去也没意思。”
“那你去哪儿过年?”
“在北京。儿子陪我。”
“好。你好好过年,别想太多。人老了,就得往前看。身后的事,想多了添堵。”
“你也是。”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他想起了方卫国年轻时的样子——瘦瘦的,高高的,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筐里永远塞着几本杂志和一沓稿纸。他从县城骑到省城,从省城骑到北京,从黑发骑到白头。
大寒的第十四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包东西。包裹不大,打开,里面是一双棉鞋和一副手套。棉鞋是黑色的灯芯绒面,厚厚的棉花底,千层底,一针一线纳的。手套是毛线的,深灰色,织得密密实实。大哥在信里说,快过年了,给你做了双新棉鞋,织了副新手套,过年穿。合不合适,你试试。
河生把棉鞋穿上,在屋里走了几步。很合脚,很暖和。手套戴上,也正好,十个指头活动自如。大哥的手艺还是那么好,纳的鞋底密实得针都扎不透,织的手套针脚匀称,不像男人做的活计。他想起小时候,母亲也给他做过棉鞋、织过手套。母亲做鞋的手艺不如大哥,织手套的手艺也不如大哥。可河生还是想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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