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说,在武帝)的耐心被消磨殆尽、或者被杜少卿等人完全蒙蔽之前,将铁证摆到御前。
三个“必须”,像三根烧红的铁丝,勒进卓文君的脑海。
她睁开眼。
眼中的迷茫和焦虑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冰冷的决断。
她重新坐回胡凳上,将翻译好的密语内容,用正常的汉字,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一张新的绢帛上。写完后,她吹干墨迹,将绢帛仔细折叠,塞进贴身的内袋。
然后,她推开书案下方一个不起眼的暗格。
暗格里放着几样东西:几枚不同式样的铜印(仿制的官印或商印)、一盒朱砂印泥、几卷空白的竹简和绢帛、还有一小叠裁剪整齐的、粗糙的麻纸——这是平准秘社根据金章提供的模糊记忆,尝试改良汉代“赫蹏”纸的试验品,质地比绢帛廉价,比竹简轻便,更适合大量书写和……散发。
卓文君取出麻纸,铺开。
她提起笔,蘸饱了墨。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顿了三个呼吸的时间。
然后,落下。
“告长安士民书。”
她的字迹不再是平日娟秀的闺阁体,而是略带棱角、力透纸背的行书。
“今有奸商韦氏,勾结朝中酷吏子弟杜某,欺君罔上,H国殃民,其罪昭昭,敢陈于众。”
她写得很快,几乎不需要思考。甘父鸽信中提到的关键信息——账册、密信、郑吉、次等充上等、分润七三——被她巧妙地化用、编织,变成一条条具体而锋利的指控。她没有直接点出杜少卿的全名,但“酷吏子弟杜某”在长安官场,几乎就是明指。她也没有提及甘父和西域的具体行动,只说是“商旅于西域偶得密件,冒死携归”。
同时,她将秘社这几个月暗中调查、搜集到的关于韦家商行其他不法行为的证据——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偷漏市税、贿赂小吏等——也择其要者,一一罗列。这些事或许不如军需案重大,但更贴近市井百姓的生活,更容易激起共鸣和愤慨。
“彼等以朽木充栋梁,以败絮充锦裘,以泥沙充粟米,而欲售与朝廷,供征伐将士之用。此非谋财,实乃害命!非止贪墨,实乃叛国!”
“朝廷采买名录已下,奸商磨刀霍霍,国库银钱将化流水,将士性命悬于劣物。长安父老,关中子民,纳赋税以养兵者,岂能坐视?”
“今揭其恶,曝于光天。望有司明察,望陛下圣断。勿使忠良寒心,勿使奸佞得逞,勿使我大汉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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